旧式婚姻的牢笼
民国初年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婚姻还是老一套——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男女双方在洞房花烛夜之前可能连面都没见过，这并不稀罕。1912年前后，湖南有个县做过统计，九成以上的婚姻都是包办性质，男女当事人根本没有发言权。
那个年代讲究的是"门当户对"。大户人家嫁女儿，先看对方田产多少、功名几何。穷人家的闺女嫁过去当童养媳也不少见，十几岁的小丫头到了婆家，干的是牛马活，吃的是残羹饭。有些地方还保留着"冲喜"的陋习——男方病重，赶紧娶个媳妇进门冲冲晦气，全然不顾女方死活。
北洋政府时期的法律依然承认纳妾的合法性，有钱人家三妻四妾是寻常事。女人嫁过去，一辈子围着灶台和男人转，没有财产继承权，没有受教育的权利，甚至连出门都得征得丈夫同意。这种日子过久了，有人认命，有人暗自垂泪，更多的是从来不知道还有另一种活法。
但民国毕竟是个"新"时代。新思想从沿海城市往内陆渗透，像水渗沙子一样，慢是慢，但一直在渗。一些读过书的年轻人开始偷偷传阅《新青年》和《妇女杂志》，里面讲的都是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的新观念，在沉闷的社会里像一股清风。
文明婚礼来了
1910年代后期，上海、北京这些大城市开始出现一种新鲜玩意儿——"文明婚礼"。没有花轿，没有吹鼓手，新娘子穿白纱裙，新郎穿燕尾服，在礼堂里交换戒指、签婚书。1919年前后，这种婚礼在上海中产阶层渐渐流行起来，捧场的多是留学生和学校里的青年教师。
办文明婚礼的主力是两类人：一类是留过洋的，在日本、欧洲见过洋人结婚的排场，觉得挺体面；另一类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，他们觉得拜天地、闹洞房太封建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搞"新生活运动"，官方大力推广集体婚礼，几百对新人一起宣誓，报纸还登照片，一时蔚然成风。
不过文明婚礼基本局限在城里。乡下的老百姓压根不买账，在他们看来，不拜天地算哪门子婚事？祖宗都不认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一些开明的乡绅家庭开始搞折中——接亲的时候还抬花轿、拜堂，但新娘子不裹脚、识字读书，算是新旧兼顾。所以民国婚姻的一大特点就是：城里搞新式，乡下守旧俗，两套系统并行不悖，中间还夹杂着大量中间地带。
离婚这件惊天动地的事
清朝的时候，男人可以休妻，理由有"七出"——不生儿子要休，嫉妒要休，偷东西要休，总之只要占一条男人就可以把女人赶出门。女人想离婚？基本没门路。就算男人死了，女人也得守寡，叫"守节"，牌坊立在村口，谁家寡妇敢改嫁，全村人戳脊梁骨。
民国改了规矩——1930年《中华民国民法·亲属编》正式生效，男女双方都可以提出离婚，理由二十多种，实在过不下去协议离婚也行。这在当时的农村简直是一颗炸弹，炸得老一辈人直跳脚。
浙江有个县志记了一桩案子：1932年，一个叫王阿花的女人告到县法院，要求跟丈夫离婚，理由是丈夫常年赌博、对她拳脚相加。法官审了案子，判了离婚，还把婆家的一部分财产判给了她。这事在十里八乡传了个遍，老太太们嘴里的瓜子都嗑不下了——女人还能跟男人打官司？还能赢？
不过离婚的法律权利和实际执行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。很多女人即使遭了家暴也不敢提离婚，一是经济上没独立能力，二是社会舆论压力太大。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在当时要承受的风言风语，比现在重一百倍。在小县城里，走到哪儿都有人背后议论，连娘家人都觉得丢人。
倒是那些名人的离婚案闹得沸沸扬扬。鲁迅跟原配朱安是包办婚姻，两人一辈子有名无实。朱安在绍兴守着鲁迅的母亲，一直以"鲁迅夫人"的身份独居；鲁迅南下后与许广平结合，两人一起同居、一起搞文学、一起在枪林弹雨中跑路。这段关系放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里，算不得惊世骇俗，但也足以让老一辈的叔伯们直摇头。
那些传奇婚姻
民国的名人婚姻故事，搁现在拍成电视剧能播八十集。
徐志摩跟陆小曼的爱情堪称民国第一八卦。徐志摩为了追陆小曼，先跟原配张幼仪离了婚——张幼仪在德国给他生的孩子他看都不看一眼，人还在医院坐月子，离婚协议书就送到了。陆小曼那边也不消停，她是有夫之妇，丈夫王赓还是个军官。两个人顶着全天下的骂声在一块儿了，婚礼上梁启超当证婚人，把两个人训了一顿，说他们"用情不专"。结果婚后日子一地鸡毛——陆小曼花钱如流水，徐志摩得兼好几份差事养家，最后坐飞机出事，人没了。
蒋宋联姻则是另一番操作。蒋介石追宋美龄，政治上考量的分量不比感情轻。宋家要的是政治靠山，蒋要的是美国人的钱和枪。1927年两人在上海大华饭店结婚，婚礼分两场——一场按基督教仪式在教堂办，一场按中国传统在家宴办。中西合璧，谁也不得罪。
还有一种婚姻模式很多人忽略了：那些没名字的普通夫妻。乡下的小两口可能一辈子没出过县城，男人种地女人织布，生了七八个孩子养活三四个。吵了架女人回娘家，男人骑自行车去接，一路无话，回家继续过日子。他们的婚姻谈不上什么爱情，但也谈不上什么悲剧——就是过日子，一代接一代地过。
民国那三十多年，婚姻这个事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新旧交替的全部尴尬和热闹。旧规矩还没死透，新思潮已经涌进来了；城里的年轻人开始自己选对象，村里的爹妈还在翻黄历挑吉日。没有哪个时代的人像民国这样，一边磕头拜堂一边读着《新青年》，一边骂"伤风败俗"一边偷偷学自由恋爱。
这大概就是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——它不按剧本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