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六三年盛夏，一辆卡车把二十五岁的樊锦诗扔在了敦煌鸣沙山的东麓。她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，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，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再换卡车，第一次走到莫高窟崖壁前。一千六百多米长的断崖上，洞窟层层叠叠，像一面巨大的蜂巢，残存的栈道在风里摇晃，流沙堆到了窟门口。
这里没有电，没有自来水，喝的是宕泉河里又咸又涩的水，住土房、睡土炕、吃杂粮，夜里只能点煤油灯。她幼年得过小儿麻痹症，身体本就瘦弱，严重的水土不服让她夜夜失眠。她和恋人彭金章原本约好，在敦煌干三年就回武汉团聚。彭金章后来去了武汉大学教书，她这一留，却是几十年。两人长期分居，孩子生下来只能分别寄养在上海和河北的亲戚家，一年才见一面。她不是没有过走的念头，可每次进窟，借着马灯和手电的光看见满壁千年不褪的色彩，腿就挪不动了。
她先做最笨的功夫：给洞窟排年序。北朝、隋、唐代前期、唐代中期，一层一层比对壁画的画风、塑像的形制、洞窟的平面，完成了莫高窟这一段洞窟的分期断代，这是后来一切保护和研究的地基。一九八四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，她后来挑起院长的担子，又主持编写中国第一部系统、科学的石窟考古报告，一卷报告反复打磨十几年。她常说，敦煌的学术史上，总有一群人在铺地基，像给城市修地下工程，看不见，但少不得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她偶然接触到计算机技术，立刻冒出一个念头：壁画和彩塑一直在风化、褪色，人眼看不住，能不能让机器记住？她带着团队从零开始，一遍遍试拍摄精度、试拼接算法、试色彩还原，三十多年下来，敦煌研究院完成了数百个洞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，做了图像拼接和彩塑三维重建。二〇一六年，「数字敦煌」资源库上线，向全世界免费开放高清壁画——哪怕有一天洞窟里的颜色真的淡去，那些飞天、供养人和五台山图也会在数字世界里永远鲜亮，游客也可以在洞外先看数字窟，减少在窟内停留，缓解保护和开放的死结。二〇〇三年，她还推动甘肃省出台了《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》，给这座崖壁立了法。
按敦煌研究院的官方口径，莫高窟现存公元四世纪至十四世纪的洞窟七百三十五个，保存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、彩塑两千四百余身、唐宋木构窟檐五座。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，她被授予「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」国家荣誉称号；媒体给了她一个称呼，叫「敦煌的女儿」。二〇一九年吕志和奖的两千万港元奖金，她全部捐出，历年的奖金、奖章也悉数交给院里。
如今她已是耄耋老人，退休后仍挂着名誉院长的名头，天天惦记着没编完的考古报告。有人问她这辈子值不值，她想了想，只说七个字：「我心归处是敦煌。」当年那个在崖壁下被风沙迷住眼的上海姑娘，最终把自己也活成了莫高窟的一部分。
❝我心归处是敦煌。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