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，上海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导人同时被捕，罪名是「危害民国」。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沙千里、王造时六人当夜落网，名单里还有唯一的女性——三十六岁的女律师史良。据她本人回忆与官方传记，那一夜她先忙着给同人通风报信、安排转移，把自己脱身的时机错过了；六人被押解苏州后，她不愿久匿，主动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投案，要与同伴同服这桩「爱国罪」，被单独关进看守所的女监。
她走上这条路并不偶然。上海法科大学毕业后，她一度因思想倾向进步被捕，经蔡元培保释才出狱，此后挂牌做律师，专为政治犯和穷苦人辩护，经她手营救过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，有邓中夏、艾芜、任白戈等人。九一八之后，她在妇女节的上海大会上疾呼：中国妇女最大的责任是救国，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，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。
第二年六月，苏州两次开庭。律师出身的史良，在被告席上逐条反驳起诉书。检察官把救国会的口号按「人民阵线」入罪，她当庭指出，宣言原文写的是「民族联合阵线」，一字之差，性质全非；说救国会煽动罢工，她答那是民众自发的爱国行动，救国会要求的只有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。审判长问一句，她答一串，法警几次打断，旁听席上的记者奋笔疾书，法庭外赶来声援的民众挤满街巷，声援的电报从全国各地雪片似的飞来。她和六位同伴一道，硬是把一场审判变成了救亡宣讲。牢里她也不闲着，女监难友多是穷苦人，她一一问清案由，教她们认字，给她们讲法律，鼓励她们出去后好好做人。牢外，宋庆龄、何香凝、胡愈之等人发起「救国入狱运动」，背着铺盖到苏州要求一同入狱；杜威、爱因斯坦等十六位国际人士也联名致电南京。从被捕到释放，前后八个多月，七位被告的供词互为犄角，没有一个人松口。七七事变后，七月三十一日，七人交保出狱。
她一生的两条线在这场官司里拧到了一起：一条是法律，一条是救国。一九四九年以后，她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司法部部长，主持司法部的组建和司法改革，参与了一九五〇年婚姻法的制定，当年在苏州法庭上争的那口气，换了一个位置接着争。她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职务，晚年任民盟中央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一九八五年辞世。
七人里她走得最晚。留在案卷里的那个女律师，从头到尾没有让自己退后半步。
❝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，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。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