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五三年十一月，广州康乐园，东南区一号楼下，陈寅恪的学生汪篯从北京赶来，带着中国科学院的意思：请老师北上，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古史研究所所长。十二月一日，陈寅恪没有动笔——他双目已近全盲，由他口述、汪篯笔录，留下一篇《对科学院的答复》。
开口没有一句寒暄：「我的思想，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。」那是一九二九年，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两年之后，他为清华园那块纪念碑撰写的铭文：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时而不彰；先生之学说，或有时而可商；「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」。二十四年过去，他说，碑文写的是王国维，也是他自己。
于是有了那段让记录者手底发沉的话：研究学术，最要紧的是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；没有自由思想、没有独立精神，即不能发扬真理，即不能研究学术。他让汪篯把话原样带回：这个研究所不要宗奉马列主义，不学习政治，不仅他一人如此，一切学人都当如此；最好能请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一纸允许的证明，他才肯就道。所长一职，他终究没有做。
这份底气是半生学问养出来的。他早年游学日、欧、美多地，通晓多种语言文字，一九二六年受聘清华学校研究院，与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同列导师，时年三十六岁。抗战中转徙西南，藏书散尽，靠记忆与口述写成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，奠定中古史的大框架。留在岭南的老人境况一年年难：右眼、左眼自抗战末年起相继失明，一九六二年他又在洗漱时跌倒，摔断右腿股骨颈，从此瞽目膑足。
八十余万言的《柳如是别传》，就是在这副身体里磨出来的：自一九五四年起，由助教黄萱听他口授、翻书、核对、誊清，历时十年，写明清易代之际一个青楼女子如何在天翻地覆中守住一点志节。书中索隐发微的读法，学界未必尽同，被不少人看作他自寄心史的一家之言。分寸也要留：他在一九四九年去留之间选择留下，与学术体制的关系前后复杂，不该被简化成一枚标签；他在岭南大学、中山大学继续讲元白诗与唐史，双目失明后仍凭记忆开课，家中听课者常挤满一室；课堂上「三不讲」一类轶事出在学生回忆里，转述的版本并不一致。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，他因心力衰竭在广州辞世，四十五天后夫人唐筼相随而去。他留下的东西里最硬的，还是那句不修饰的话。
❝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。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