景龙四年前后，长安或河南的某间书房里，刘知幾把一部书稿最后一卷编定，取名《史通》。这一年他四十九岁，在史馆里受够了夹板气，干脆回家写自己的书。这部二十卷四十九篇的《史通》，后来被认作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；在当时，它只是一部没有官修名分的私撰。
刘知幾生于龙朔元年，名知幾，字子玄，徐州彭城人。他十二岁跟父亲读《古文尚书》，读不进去，反倒偷翻《左传》，对史学一见倾心，后来遍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和三国以降各朝史书。永隆年间他举进士，任获嘉县主簿，在这个小官位置上待了十九年，大量读书、思考，慢慢养成对历代史书的一整套看法。武周圣历以后，他被调入京城，先后参与修撰《三教珠英》、国史和多部实录，正式做起了史官。
真正让他难受的是史馆的风气。那时史馆监修大臣不止一个，各有主意，史官看权贵脸色落笔，该直书的不敢写，该详略的做不了主。他在《史通·自叙》和写给监修的信里反复抱怨，说自己「郁怏孤愤，无以寄怀」，与监修贵臣意见不合，处处掣肘。既然官修的路走不通，他便退而私撰，把多年读史、修史的心得系统写成《史通》，分内篇、外篇，讨论史书体例、编纂方法、史料采择，也大胆批评孔子所定的《尚书》《春秋》，指出其中的矛盾和虚美之处。这种疑古的勇气，在尊经的时代里很不寻常。
他最有名的论断是论史家修养。据《新唐书》本传记载，他提出史家须有三长：才、学、识，三者缺一不可，而以史识最为难得。史才是驾驭文字、组织材料的本领，史学是渊博的知识，史识则是判断是非、秉笔直书的眼光。三者兼备，才配称良史。这个「史才三长」说，奠定了后世论史家的基本框架。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这段议论是他在礼部尚书郑惟忠问他「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，是什么缘故」时，从容答出的。他还写了《疑古》《惑经》两篇，对儒家经典里的记载逐条质疑，说尧舜禅让、周公辅政这些被讲得完美无缺的旧事，细究史料都有讲不圆的地方。在把经书当成绝对权威的年代，这样下笔需要极大的胆量。他主张良史应当不避强御、无所阿容，善恶必书，使骄主贼臣看了史书知道害怕，这正是他给自己立的标准。
他的晚年并不顺。开元年间，他的长子刘贶任太乐令，因事被判流配，他为此在执政面前为儿子申辩，触怒了唐玄宗，被贬为安州别驾。到任不久，他就去世了，年六十一。他的名字在后世还有一段小插曲：因「知幾」的「幾」与唐玄宗李隆基的「基」音近，唐代他多以字「子玄」行世；到了清代，康熙帝名玄烨，馆臣修《四库全书》要避「玄」字讳，又把书里的「刘子玄」改写成「刘子元」。刘子玄、刘子元，说的都是他这一个人。
❝史有三长：才、学、识，世罕兼之，故史者少。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