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〇六年，日本仙台。二十多岁的周树人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。他学医，是想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耽误的病人。一天课上，老师放了幻灯片。那是日俄战争时候的片子。画面里，一个中国人被日军抓住，说是俄国的侦探，要拉去处决。围着看热闹的，是一群中国人，体格健壮，脸上却一片麻木。周树人坐在下面，心里像被什么狠狠扎了一下。
他后来在《呐喊》自序里写：「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」那一刻他明白了：一个身体再健壮的人，如果精神是麻木的，那也只是一具活着的躯壳。能真正救人的，不是药，是唤醒。
他在日本那几年，其实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中国人到底缺什么。他读尼采，读拜伦，读那些讲「个性」和「精神」的书。他慢慢觉得，一个民族最怕的，不是穷，不是弱，是麻木。他退学了。离开仙台，回到东京，和朋友办杂志，想用文艺去改变国人的精神。杂志没办成，他就埋头翻译、写文章。这条路比学医更长，更没把握，可他认定了。
一九一八年，机会来了。钱玄同来约稿，催他给《新青年》写点东西。他犹豫过——那时候他正在抄古碑，日子过得没劲，觉得「铁屋子」里叫醒人，未必是好事。可钱玄同说，既然有人醒来了，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一九一八年四月，他写完一篇小说，约四千七百字，取名《狂人日记》。五月，发表在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五号上，第一次用了那个后来人人皆知的笔名——鲁迅。
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。小说里的「狂人」翻开发黄的历史，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：「吃人」。结尾只有一句：「救救孩子……」
从仙台的那张幻灯片，到《狂人日记》的那声呐喊，中间隔了十二年。他放下了手术刀，拿起了笔。他治的，从一个人，变成了一整个民族的麻木。《狂人日记》之后，他又写了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故乡》。一九二三年，这些小说结集出版，取名《呐喊》。《呐喊》之前，他还写过一部中篇，写一个连自己姓什么都说不清的雇农。一九二一年底起在《晨报副刊》上连载，署名「巴人」，一周一节，写到第二年二月。那个挨了打还说是「儿子打老子」的人，成了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张脸。此后他又出了《彷徨》，收了十一篇小说；再往后，杂文写得比小说还多。
❝看清自己真正该解决的问题，比闷头努力更重要。换一条路，有时候不是放弃，是终于找对了地方。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