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〇一年，玛格丽特·米德生于美国费城，在宾州的小镇长大，父亲是经济学教授，母亲自己做过社会调查。她先在德葩大学读书，又转入巴纳德学院，随后进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，导师是博厄斯，师姐本尼迪克特待她亦师亦友；本尼迪克特后来写《文化模式》时，她在一旁帮着整理材料，文化塑造人格的思路深深烙进她心里。博厄斯派给她一个题目：青春期的躁动究竟是生理的必然，还是文化的产物。一九二五年，二十四岁的米德独自南渡，到南太平洋的美属萨摩亚做田野调查。她住在塔乌岛的小村里，学语言，学礼仪，和一群萨摩亚少女朝夕相处了九个月，在三个村子里观察数十名九岁到二十岁的少女，跟着她们学做饭、编席、看守弟妹，也记下她们的悄悄话与玩笑。
决定性的发现来自这些少女的日常。她们长大没有西方少女那种压抑与风暴：性的规矩宽松，婚前的交往被容忍，家庭的责任分散在整个亲族里，没有人把一个少女的越轨看作天塌。一九二八年，她据此写成《萨摩亚人的成年》。书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，她用一个南海小社会向西方发问：如果换一种教养方式，青春期未必非叛逆不可。这本书把「文化塑造人性」的议题送进千家万户，也把人类学从书斋推向公众。
身后的波澜是她没有料到的。一九八三年，她已去世五年，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弗里曼出书全面驳斥，说她当年被两个少女的玩笑哄骗，萨摩亚其实贞操森严、暴力频仍，这场争论轰动一时。后来的学者检视弗里曼留下的档案，发现他择取证据、回避反例，调研的地点与年代也与米德不同；人类学界的主流并不接受他的全盘翻案，美国人类学界一九九九年的专题研讨同样不支持他的整体结论。但访谈者的玩笑、研究者的预设究竟怎样影响结论，至今仍是这门学科反复自省的公案。
米德后来的路很宽。她到新几内亚比较三个部落里男女气质的差异，与人类学家贝特森结婚，在巴厘岛拍下上万张田野照片；她长期担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员，一任就是半个世纪，又写专栏、上讲台，一生著述二十余种，获得二十多个荣誉学位，还当过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主席。一九七八年，她在纽约去世；翌年，总统自由勋章作为身后哀荣颁到了她的名下。她让人类学学会一件事：要理解一个人，先得理解养大他的那个世界；而理解世界的方法本身，也要经得起一代又一代人的追问。
❝绝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、肯担当的人可以改变世界。（大意）❞